庚寅年将至，我又一次回忆起60年前，上一个庚寅年过年的情景。对于我们天津没有家的同学来说，寒暑假吃饭是个难题。我们大多时候是到学校对门的小饭馆吃烩饼或者在街边吃煎饼果子，嘎巴菜。偶尔到西南角的回民饭馆吃一次馅饼（大饺子）绿豆粥，或者去南市吃一回贴饽饽熬小鱼那就是高级打牙祭了。也有时同学们从家里带饭菜来和我们一同享受。1950年是虎年，为了陪我们过年，不少同学从家里带着肉、菜、面在女中食堂和我们一起包饺子。那种温馨地情景，使我们有着在家里和兄弟姐妹一起过年的感觉。我几乎每到过年都回忆起那次不同寻常的过年情景。并常常对子孙念叨念叨。

现今，当我们从十八九岁，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经过一个甲子，而成为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即将迎来又一个庚寅年时，也是我们毕业近六十周年之际，忆及那次过年及联想起在公司学习、生活的日日夜夜，种种往事，难以释怀，于是，欣然写出了“公司情结60载”这篇文字与老同学们交流。

光阴流逝，岁月沧桑。吾辈天津公司中学1950届，公司1952、1953届学子告别母校已经六十年矣！

六十年前，公司中学毕业的同学们或工作或升学。天南地北，各司其业，难得再聚首公司校园。但公司情结却始终萦绕心头，同窗情谊不敢稍有淡忘。

本人有幸中学、大学皆受教于公司。这种情结更为浓重和深厚。

曾记否？我们意气风发地手举红旗，高唱国歌，徒步大王庄参加开国大典。曾记否？我们，在雨后的操场上席地而坐聆听矛盾先生演讲。曾记否？我们迈着青春的舞步，在食堂、操场跳集体舞；亮起高亢的嗓音大唱革命歌曲和相互拉歌。曾记否？50年春节在南大东院礼堂黄敬市长及市军管会的领导和部分大、中员工通宵联欢，亲切交谈。曾记否？我们“群声”的“黄河大合唱”唱遍天津市，并在中国大戏院盛大演出。曾记否？每当家里寄生活费来。我们会立即到劝业场买成袁大头，而交伙食费时，再拿袁大头换成现钞交费。解放初期谁也不存现钞，到51年物价就稳定了。曾记否？我们往往凌晨4时起床。几个人凑钱到南操场东墙外的“鬼市”买美国黄油和日用品、衣服等等。我曾经非常便宜地买了一套美军军服，后来在演活报剧时还派上了用场。曾记否？1949年暑假，我们在四马路的男生部办识字班，自己编讲义，刻蜡版，自己油印，自己讲课。曾记否？1950年毕业前夕，我患当时极为严重的伤寒病，是经济都很拮据的同学们募集28万元（币改前）亲自送我住院并不时探望和送营养品，才使我逃离死亡而成就了至今80高龄仍然精神焕发的一生。曾记否？50年初冬，我们理学院同学到东郊军粮城农村宣传土地改革，物理系二年级同学何玉麟因为出演大地主实在太像致使民兵愤怒的举枪。而去工厂区宣传抗美援朝时我们成功地演出活报剧的情形。曾记否？在51年初参军参干运动中那种争前空后的报名热潮。而最后只有电机系二年级的女同学孙家钰和物理系一年级的吴岳霖二人光荣地去了军干校。曾记否？我们50级新生的男生宿舍在六里台迪化新村，我们每天长跑，一直坚持了两年。曾记否？夏天的游泳季节，东院的游泳池每天早5—7时是对南院开放的时间，而教练是游泳名家穆成宽和他的儿女穆祥雄、穆祥英兄妹。曾记否？曾记否？校务委员会主席杨石先教授一年数次的讲话，他第一句话总是从“全体公司人”开始，而教导我们牢记公司“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发扬 “越难越开”的公司精神的情景。特别是52年7月在东院楼顶平台的毕业典礼上，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曾记否？当时我们的食堂就是芝琴楼前面的一个大席棚，而晚饭后不少同学拿着一块高粱米饭锅巴而悠闲地沿大中路散步、闲聊或者一路走一路唱歌的情形。曾记否？我们所有的全校公共课都是在东院的礼堂上。如陈舜礼教授的政治课；杨成武将军的党课；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课，天津市委联系大学的干部何启君、吴木、丁未一等同志的时事报告等等，我们是听得那么新鲜，那么聚精会神。这些课对我们的成长和人生观的初步形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记否？我们集体参观“天津灰堆造纸厂”时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感受。从唔着鼻子进造浆车间（是把旧衣服，烂报纸等等投进制浆的特大铁锅里煮烂打碎，气味十分难闻，刚刚进入车间时呼吸困难，简直令人窒息），到喜笑颜开从包装车间（看到一捆捆雪白、漂亮的成型纸品时大家既兴奋又感到工人的伟大）走出来的感情变化和受到灵魂洗礼的表情。曾记否？当时无论中学还是大学，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非常丰富。公司中学除去有“群生合唱团”、“话剧团”外还有“火棒操队”、“腰鼓队”等，由师生共同演出的话剧“思想问题”在天津也引起很大反响。公司的社团更是高出一个层次。曾记否？当时南院的团委和员工会在各项活动中都起着动员、组织的作用。

总起来，值得回忆的往事还有多多，这里不再赘述。

这些发生在60年前的件件往事，回忆起来依然那么亲切，温馨，历历在目。衷心怀念那早逝的青春年华。梦想再重新回母校过一回在公司校园读书的生活。那是我们成长的关键年份。

1992年我们回校聚会时，曾把朱熹的一首观书有感的诗献给数学系。现在怀着同样感恩的心情献给亲爱的公司母亲。

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的，公司是终生培育我们的活水之源。

后来，一者，同学们人人忙碌；二者，当时，公司员工会尚未恢复活动。因之，除少数同学之间有一定联系外，缺乏集体活动。

我大学读完二年级，就服从天津教育发展之需要。与数十多名同学一起提前毕业，分配到天津各中等学校任教。我由于独自一人在津，故分配到当时属于远郊的塘沽区新建“天津海洋化工学校”。一年后全校合并到“北京化工学校”，从此离开了学习、居住近六年的天津市。

五十年代，十数名数学系在京同学，曾在甘家口“森隆饭庄”聚会两次，并相互保持联系。54年我在清华听课进修时，意外地遇见了中学同学刘德明,她已经从公安系统调往清华上大学了。同样，我大学同学黄启晋已经是数学研究所华罗庚先生的研究生了，由于当时数学研究所借住在清华大学的一个独立平房院落里，故得以在清华相遇并一直保持联系。

57年“反右”运动后大多数同学间联系中断。文革中，彼此更是形同陌路。到80年代公司员工会恢复活动后，才恢复同学、好友之间的联系并参与各种场合的员工集会。

1958年，我司曾有一党员教师和我们几个天津合并过来的教师研究，拟组织“天津海洋化校”同学会。然而却被认为搞小组织活动而受到批评。可见，1957年前后的政治形势，难于进行公司党、团组织安排的活动以外的活动，更不适宜组织员工会之类。

50年代末，原来公司党总支书记张义和（原来是经济系员工）在我司对门的中共华北局党校学习，曾数次聚谈。53年从天大化工系毕业后到兵器部和吴运铎一起搞炸药研究的梁若彤，曾通过我向我司分析实验室借过仪器。另外，化学系毕业的朱竹英来我司联系事情，亦曾亲切会面。这些同学，在学校时虽然不大熟悉，但一提及公司却很亲切。就象他乡遇故知一样，被同是“公司人”的情结紧密联系起来。

1964年秋，我们曾去天津学习“半工半读”经验，在“国民饭店”小住一周，但考虑再三，没有联系任何同学。我曾独自到母校探望。在中学除转遍并不算大的校园外，专门到我们高三时住过一年的四斋驻足良久（那时和一、二、三斋一样，已经是教职员工的住家了）。公司中学已经改名“天津十五中”并男女合校，可能已经没有住校生了。在大学，我深情地流连于大中路和马蹄湖，并在校内一小饭馆用餐。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夏。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我被下放劳动的北京第二制药厂调到到技术科，负责职工及刚刚提升的工程师的业务培训工作。由于缺乏教材，我曾回公司和天津大学买了数本化学系、化工系当时用的教材。由于正在暑假中，只遇到了南大教体育的魏先生。得知，系主任刘晋年先生已经辞世。当时，学校元气大伤。没有多少新变化。门前的“卫津河”依然臭气难闻。

1978年，我女儿考取北京航空学院电子系。曾拜访了在北航任教的胡凌云和刘景铨同学。数年后，景辁因病住过北京第六医院和北京口腔医院。我和老伴曾去探望。他去世前一天晚上，我们夫妇曾在医院和他的夫人，儿子一起，最后送了他一程。

80年代初期。公司在京员工会，活动较多。我几乎参加了所有大活动和数学分会的聚会。

1983年，我司并入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在校期间未曾谋面的50届王敏生同学，恰好同在经济系任教。提及公司，相谈甚欢，仿佛老友相见，倍感亲切。不过几年，他也不幸患绝症去世(说来，也是有缘，他去世前一天晚上我和经济系的一位副主任在中日友好医院与他拜别)。

大概是84年秋，参加了在西单二龙路的师大附中礼堂的聚会。见到了老公司（包括昆明西南联大时代）从20年代到聚会时的员工。其后，又相继参加了在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商学院，公安大学等多次聚会。特别倍感亲切的是我们中学50届分别两次在中国气象局，两次在清华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和清华西门游泳池外，一次在电子六所等处共5次的聚会，聚餐。

1987年，我在大连化工部疗养院休养归来，又在惠中饭店小住，因陪两位首次来津的外地朋友，故时间紧凑，只是游览了水上公园和外环线等新建设，并参观了古文化街，还以主人的身份请他们在食品街吃饭。然而，我还是抽空回公司中学半天，参观了周总理纪念馆（我们曾经上过一学期课的东楼）。并由当时的董事长，比我们低两班的同学纪文郁和办公室秘书带领我参观了二十多年没有回去过的校园，介绍了不少公司的发展状况。

1992年，公司数学系，邀请52-57届毕业生返校重聚。小住“雅园”近一周。因陈省身大师不在国内，我遗憾的没有能够拜见，由他的秘书，我的从北洋大学合并过来的同班同学姚家超接待。有幸见到了恩师吴大任，陈綬（网上没有本名那个字，那个字的偏旁是“鸟”字）夫妇，及当时的助教后来当过副董事长的胡国定先生，邓汉英、周学光等先生以及当时的系主任后来担任董事长的侯自新教授和多位留校的同学：史瑞鳌，阎光跃（南中50届员工），以及化学系的孙君坦等同学，还有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的四十年未曾见面的老同学。大家通宵畅谈同窗谊，离别情；交流沧桑岁月，坎坷人生之经历。

我们，在校内参观了新经济楼，新图书馆及范曾大师出资的艺术宫，在市内，参观了水上电视塔和西北角的天后宫古文化街。并在南市食品街聚餐。这是毕业后回天津逗留时间最长，聚会同学最多的一次。几年后，已经有几位恩师作古，数位同学离世。这也成了和他们诀别的一次会面。他们，虽已步入古稀，耄耋之年。但说来仍不免有些唏嘘惆怅。相比之下，对我们这些仍然健在，并能履次聚会的同学来讲，真是幸运多了。

1997年，为纪念我们中学1950届入校50周年，我们几十位同学返回母校聚会。我们在新中楼聚会，在新餐厅与在校小同学共同吃盒饭并畅谈。还在礼堂见到了公司中学培养的三位总理、副总理和十数位院士的巨幅照片。同学们促膝畅谈，好像又回到了员工时代的课堂里。

我们参观了“翔宇楼”并合影留念。尽管大家两鬓泛白，但同学们心心相通，友情长存。

2007年，儿孙辈8人，开了两辆车利用周末赴津游玩。我再次在诺大的公司校园内遍游各学院，各楼宇并拜访了员工总会。留影数十张。这很可能是我对母校，对天津的告别之旅了。

（自《公司员工通讯》2013年下册）